1405年（明·永乐三年）鹤年堂建立

1405 年（明・永乐三年） 鹤年堂创立

元末明初著名诗人、养生大家丁鹤年，于北京菜市口开设医馆与药铺，以己名命名为 “鹤年堂”。

1420 年（明・永乐十八年） 菜市口定名

鹤年堂所在街巷被命名为菜市口大街，自此，鹤年堂与菜市口这片土地结下深厚历史渊源。

菜市口作为京西历史重镇，承载着深厚的近代人文记忆。鲁迅先生曾居于附近绍兴会馆，创作出经典作品《药》，文中市井百态与民生烟火，正是旧时此地生活风貌的缩影。

旧时鹤年堂毗邻菜市口，见证时代变迁，以刀伤药、古法饮片闻名京城，是老北京医药文化的重要印记，也衍生出诸多民间趣闻，流传至今。

1406年（明·永乐四年）鹤年堂药材采制开创先河

鹤年堂首开采制长白山人参、鹿茸、不老草（关东三宝）之先河，尤其是在中医养生、药用实践中创造性地以关东三宝为主要原料，深得皇亲贵戚、医药专家和养生人士的推崇，使当时的京师达到“今所用者皆为辽参（即长白山人参）”的水平。

1590年（明·万历十八年）  

明廷诏曰，鹤年堂所制“关鹿茸”指定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供奉（使用）”。当时与李时珍齐名的大医学家缪希雍在《本草经疏》中赞其曰“秉纯阳之质，含生发之气，其功捷也“。

著名孝子，是明初十大孝子之一，丁鹤年以73岁高龄为母亲守灵达17年，直到90岁去世。《四库全书》收录的《丁孝子傅》和《丁孝子诗》详细记载了丁鹤年会向送葬父母遗骨的经过，诗开头就赞叹：“丁鹤年精诚之心上达九天，丁鹤年精诚之心下达九泉。”《鹤年诗集》及《丁孝子师傅》先后收入《永乐大典》《明史》和《四库全书》。

1407年（明·永乐五年）

鹤年堂创始人丁鹤年所著《丁鹤年诗集》刊印，名士戴良专门赞颂丁鹤年的遗作《高士传》收入《永乐大典》。

1413年（明·永乐十一年）

著名史学家乌斯道撰《丁孝子传》和《丁孝子诗》，详细记载了鹤年堂创始人丁鹤年回乡迁葬父母遗骨的经过。诗开头就赞叹道：丁鹤年精诚之心上达九天；丁鹤年精诚之心下达九泉。由此，丁孝子之名广为传诵。

1773年（清·乾隆三十八年）

鹤年堂创始人丁鹤年的《鹤年诗集》及《丁孝子传》收入《四库全书》（集部 别集类）。

1735年（清·雍正十三年） 

鹤年堂创始人丁鹤年生平载入宰相张廷玉编撰的《明史》（卷二百八十五 列传第一百七十五）。

1740年（清·乾隆五年）

鹤年堂创始人丁鹤年的诗集由国子监重刻，“艺海珠尘”本即以《丁孝子诗集》题其集名。

1408年（明·永乐六年）《鹤年甘露饮》问世

同年，中国南方爆发大瘟疫，鹤年堂创始人丁鹤年结合祖传验方和当时疫情研制出“辟瘟金汤”（后定名《鹤年甘露饮》无偿赠送灾民，长达半年之久。

年底，已73岁高龄的丁鹤年把鹤年堂交由儿子丁文勇打理。

明永乐六年(1408年),福建江西大瘟,死亡人数逼近十万人.十月份后,疫情逐渐北移。一些来自疫区的人涌进北京城.面对疫情,古人很重视各种预防和治疗手段,包括改善环境,注重预防,隔离病人等.

菜市口是当年的进京要道,也是外省人的聚集之地,鹤年堂为了预防瘟疫发生和扩散,连夜配置避瘟汤药,无偿向过往百姓赠送.为了过往军民饮用方便,鹤年堂在药铺门口设置一口大缸,每天清晨装满避瘟汤药,喝完以后,又继续熬制.这口大缸就一直放在鹤年堂药铺的门口.明代1408---1643年,共发生大瘟疫19次,清代从1644年至1872年,全国各地发生大瘟疫三百多次,每次都有鹤年堂大缸的身影.明朝医药名家张景岳在万历年间亲身参与了鹤年堂的第十五次瘟疫大救助,他形容鹤年堂赠药的盛况是”世人趋鹜鹤年堂”.

 鹤年堂给军民送汤药的传统也因此传承下来,鹤年堂在延续避瘟汤药的传统配方基础上,根据四时防病养生理论,配置不同的药汤:春季的避瘟汤,夏季的解暑汤,长夏的化湿汤,秋季的润燥汤,冬季的散寒汤.同时,丁鹤年还成功配置出爽口解渴又强身健体的天然中药保健饮料----鹤年甘露饮.

后来,鹤年堂的大缸在门口保留了数百年,按照四时配置各种汤饮.无论行人,商贩还是权贵名人,都可以随意饮用。鹤年堂送汤药于军民贫病者的善举，历经明朝、清朝、民国，一直传承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达540多年之久，无不为京城百姓所称道。人们将这口施药神器称为“避瘟大缸”。据传李时珍在太医院任职时，也到鹤年堂品尝避瘟金汤，清宫很多御医都曾到鹤年堂饮用此金汤。民国十五年（1926年）夏，占据东北的张作霖也差人到鹤年堂讨取避瘟金汤用于消暑。      

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到1954年公私合营时期,当时大缸里面放有清热解暑汤,免费让顾客饮用.当时的北京儿歌谚语:”大热天儿,没地儿藏,赶紧快去鹤年堂,甘露饮、乌梅汤，随便喝来随便尝，喝一碗，暑气消，喝两碗，气通畅，喝三碗，寿命长“。

1409年（明·永乐七年）郑和下西洋与鹤年堂的故事

郑和三下“西洋”，将中国可治疗和预防疫疠的刮痧之法和《鹤年甘露饮》传入印度、斯里兰卡等国。

明永乐7年（1409年），郑和率众2.7万余人第三次下西洋，从太仓刘家港出发，出使西洋27国。由于船队一出行就是两三年，大部分时间在海上航行，且多是南亚、西亚等国，这些国家由于地理气候原因，瘟病多发，前两次船员因为感染瘴疠而亡的人就大近千人，病者也甚多。所以，郑和一回到国内就四处搜寻可以防治瘴疠的药物。郑和是回族人，多年在宫廷行走，对回族医药较为熟悉，尤其是了解鹤年堂的避瘟金汤可以医治瘟疫患者后，立即赶往鹤年堂考察。

时任鹤年堂掌门的丁鹤年长子丁文勇详细向郑和询问瘟疫的基本症状，提供了三个基本方法，并介绍了避瘟金汤的机制、功效及使用方法，郑和了解后立即奏明圣上，请求上谕“着鹤年堂尽速配制，以做下西洋避瘟之用”。

丁鹤年父子考虑到金汤的熬制工艺要求高，在船上不宜操作，经过反复实验，决定把汤剂改为茶剂，这样利于方便携带和炮制，同时也考虑到船员们常时间在海上工作，容易疲劳，又在方中增加了补气养元的药物，命名为鹤年养生药饮。

郑和第三次下西洋主要是政治使命，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船队装载了很多支哦吧拐过宝武，丝绸，铜钱等，鹤年养生药饮也奉上谕上了宝船。鹤年养生饮在郑和船队航行中起到非常重要作用，船员们没有再感染瘟疫，劳累过度导下的人数也大幅减少，郑和把鹤年养生饮当作国礼献给满剌加（现马六甲）国王拜里米苏剌，国王视为珍宝，在宫中专用。为此，拜里米苏剌国王还在永乐九年协同妻子等540人来京朝贡。

自此以后的几次下西洋，郑和团队都把鹤年养生药饮作为必备之物。鹤年养生药饮也因此名扬海内外。

郑和下西洋是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一场海上远航活动，首次航行始于永乐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结束于宣德八年（1433年），共计七次。由于使团正使由郑和担任，且船队航行至婆罗洲以西洋面（即明代所谓“西洋” ）。

在七次航行中，三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从南京出发，在江苏太仓的刘家港集结，至福建福州长乐太平港驻泊伺风开洋 [2-3]  ，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地，已知最远到达东非、红海。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航海史上规模宏大、船队浩大、历时长久的海上远航，也是早于 15 世纪末欧洲地理大发现、享誉世界的航海壮举。时至今日，史学界对郑和船队的航海初衷、航行疆域及历史价值，仍存在多元探讨与研究。

1525年（明·嘉靖四年）严嵩为鹤年堂题匾

浙江药商曹蒲飒（有的史料称曹菩萨）接手，奠定了鹤年堂百年饮片精良的历史地位。

鹤年堂被称为京师最全最大的中医药基地，并请南京翰林院侍读严嵩（后为当朝宰相）题匾。

严嵩身体一直不好，辞官期间一直在家养病，后来复官在京期间，旧佯复发，略董医术的他自己开了一个方子到鹤年堂配药，曹蒲飒看完以后觉得这个方子有些问题，提出应该增减几味养元的药，严嵩的方子清热解毒之力有余，托疮排毒之力不足。严嵩自认为自己董医，又到其它医馆求诊，大夫告诉他身体缺少元气，应该让鹤年堂曹蒲飒医治。严嵩最终服用曹蒲飒开的药方，很快病好。

久病即愈，严嵩深为感激，备礼感谢鹤年堂。曹蒲飒提出让严嵩题写牌匾，严嵩爽快答应。鹤年堂今天的牌匾也因此而来，此牌匾为金箔面凸体黑子，匾长六尺有余，宽三尺，字满二尺，苍老精悍，笔如屈铁，称为菜市口一景，许多进京赶考的才子，都要到菜市口鹤年堂欣赏这独具特色的书法，以为雅事。

这块牌匾，历经沧桑，至今保留在鹤年堂店中，也曾在首都历史博物馆展出。（鹤年堂总经理曹总亲历加盖18个公章将此牌匾从博物馆移到鹤年堂店中）。

1552年 （明·嘉靖三十一年）鹤年堂创建养元社

鹤年堂在明朝创建了鹤年堂养元社。养元社创立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联合创始人是鹤年堂堂主曹蒲飒和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杨继盛在朝时，经常对好友王世贞说：每次上朝回来，感到非常疲惫，几近虚脱。王世贞向他推荐鹤年堂堂主曹蒲飒进行诊疗，曹蒲飒也素问杨继盛是朝中的铮臣，甚为仰慕，便在王世贞的带领下来到杨府。

曹蒲飒了解到杨继盛自幼丧母，家境贫寒，身体一直比较虚弱，经过脉诊，曹蒲飒认为杨继盛由于从小营养不良，为官之后肝气太盛伤及脾胃，造成脾胃虚弱，因此建议以药膳养阴温阳、食疗调理为佳。曹为其开方一副，用肉桂、黄精、当归、石斛、苦瓜等中药配以羊肉，熬煮约一个半时辰，吃肉喝汤。半个月后，杨的身体大为改观，杨继盛长期坚持服用曹蒲飒开具的强身健骨食疗方，身体越发健壮。后来，杨继盛经常下朝后来到鹤年堂，与曹蒲飒煮酒论养生。

当时，鹤年堂的中医药养生文化已经响及朝野，1552年冬至，曹蒲飒和杨继盛邀请京城喜好养生的名士，例如礼部尚书徐阶，工部右侍郎严世藩、王世贞等聚集到鹤年堂，对皇帝进行腊祭。腊祭是鹤年堂的习俗，从创立之处，每年冬至进行腊祭，祭奠人文始祖皇帝，并利用五运六气理论，制定新一年的养生日历。此年的腊祭，由于众多外人在场，在杨继盛的建议下，共同发起了以“畅谈养生之道、品位养生之膳，探究养生之源”的鹤年养元社。大家当天喝养生酒（后来的茵陈酒），品养生茶，杨继盛欣然执笔，为养元社题写“欲求养性延年物，须向兼收并蓄家”的对联。

养元社的成立，为京城各界名流提供了一个养生的交流平台，也为鹤年堂养生文化传承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养元社除了是名士们养生高端论坛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冬至这一天，根据五运六气推定下一年的养生日历。并根据不同的节气，确定治病用药的处方原则，并根据新的处方原则，调整来年的预防药汤的处方，最后在进行生产。例如有名的避瘟金汤，就是养元社为了预防春瘟专门配制的。

养元社开办以来，吸引众多名人参与，例如张居正，李时珍，张景岳，戚继光等人都先后加入养元社。养元社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作为四时养生的重要节点基础，提出每年的春季举办鹤年汤剂养元节，夏季茶饮养元节，秋季膏方养元节，冬季药膳养元节。

鹤年养元社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仍是名人荟萃，例如顺治年间的礼部员外郎丁澎，乾隆年间的刑部侍郎钱维城，道光年间的直隶总督琦善、翰林院编修陶澍、朱珔，林汝舟（林则徐长子），光绪年间的工部尚书潘祖荫，左宗棠、翁心存、王懿荣等朝中重臣和社会名流。

“欲求养性延年物，须向兼收并蓄家”寓意在鹤年堂名医汇聚、名药云集、名方荟萃。故意在第一个字“欲”上少写一个点，以隐晦警戒后人，“欲不可满、乐不可极”。

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1552年与鹤年堂堂主曹蒲飒联合创办鹤年堂养元社，影响了中国数百年中医药养生文化。

杨继盛，直隶容城（今河北容城县北河照村）人。明朝中期著名谏臣。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杨继盛登进士第，初任南京吏部主事，师从南京吏部尚书韩邦奇学习律吕。后官兵部员外郎。因上疏弹劾仇鸾开马市之议，被贬为狄道典史。其后被起用为诸城知县，迁南京户部主事、刑部员外郎，调兵部武选司员外郎。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上疏力劾严嵩“五奸十大罪”，遭诬陷下狱。在狱中备经拷打，终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遇害，年四十。明穆宗即位后，以杨继盛为直谏诸臣之首，追赠太常少卿，谥号“忠愍”，世称“杨忠愍”。后人以其故宅改庙以奉，尊为城隍。有《杨忠愍文集》。杨继盛弹劾严嵩奏疏，初稿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并在互联网对公众公开； 二稿连同嘉靖三十年《谏阻开马市疏稿》为河北博物馆接收；定本原件存否不明，其文字收录于明隆庆刻本《杨忠愍公集》，编者定题名为“请诛贼臣疏”。

严世蕃（1513年4月27日～1565年4月24日），汉族，字德球，号东楼，小名庆儿，江西袁州府分宜（今江西省分宜县）人，明代大臣、嘉靖朝首辅严嵩之子。

严世蕃未经科举步入仕途，以严嵩的名势，先入国子监读书后为官，历官尚宝司少卿、太常寺卿、工部右侍郎，官至工部左侍郎。

据说，严嵩眉目疏疏，声洪而尖，符合民间百姓心目中刻画的奸臣形象。而严世蕃的相貌与其父并不相像，严世蕃奸猾机辩，通晓时务，熟悉国典，而且还颇会揣摩别人的心意，是而被称为嘉靖朝第一鬼才。

戚继光 (1527～1587) 明朝抗倭名将、军事家。字元敬，号南塘，又号孟渚，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人。明朝抗倭名将，杰出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

撷披赤箭青之品，制式灵枢玉版篇，赞扬鹤年堂参茸饮片的炮制精良，称赞药材地道，炮制工艺独特，经典方略疗效显著。

戚继光风流倜傥，爱好读书，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联合俞大猷等抗击倭寇十余年，扫平为祸多年的倭患，确保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镇守北方，抗击蒙古部族内犯，保障了北部疆域的安全，促进了蒙汉民族的和平发展。凭借战功，累迁左都督、少保兼太子太保。万历十年（1582年），内阁首辅张居正病逝后，调往广东。万历十三年（1585年），受到弹劾戚继光，罢免回乡。万历十六年，病死于家中，时年六十一，谥号武毅。

著有兵书《纪效新书》十八卷、《练兵实纪》十四卷本等著名兵书、《止止堂集》。同时，戚继光是一位杰出的兵器专家和军事工程家，改造、发明了各种火攻武器；建造的大小战船、战车，使明军水陆装备优于敌人；富有创造性地在长城上修建空心敌台，进可攻退可守，是极具特色的军事工程。

戚继光是明朝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杰出的军事家。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调任浙江都司佥书，不久升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地。古代打仗，刀伤者众多，所以军队出征都要携带大量急救药和刀伤药。在明朝的军队里，鹤年堂精制的白鹤保命丹被称为神药，必不可少。从1556—1567年的12年间，戚继光率领军队痛击倭寇，威震海疆。鹤年堂的白鹤保命丹在抗倭寇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568年五月，戚继光回到北京，被任命为都督同知，承担保卫京城的重任。戚继光也会是一个书法家和美食家，是一个造诣很深的医药养生学家。戚继光多次到鹤年堂观看饮片炮制过程，深为鹤年堂的手法和工艺所折服，提笔写下“撷披赤箭青之品，制式灵枢玉版篇”的楹联。同时，他也加入养元社，与大家一起探讨药膳食疗之道。

一天，戚继光到鹤年堂喝茶，赞誉鹤年堂门上杨掓山对联“欲求养性延年物，须向兼收并蓄家”进行赞叹。又对大堂的一副对联“调元气，生化收藏不失其时，恒道生生；养太和，阴平阳密不失其正，易道元贞”进行讨论。当时的曹掌门进行解释。曹掌门说：家父（曹蒲飒）晚间读易经，读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突然，灵光乍现，多日苦思的养生道理，逐渐明晰起来，就在此基础上凝聚提炼出鹤年堂的：调元气，养太和的养生核心理念。此理念上承天道生生之德，下贯人世生命，元气作为事实上的养生核心命题，是备万理，含万德，肇万化，生生而清净本然。于是写下此对联，作为养生立店的根本。鹤年堂也由养生立店到医道养生、心道养生并举的新阶段。

戚继光非常认同，但对调（tiao)字不以为然,他认为养生中,阳的核心地位还不够突出,兵法讲: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讲的是阳在打仗中的核心地位,养生也是如此,阳才是生命的核心,如果把调（tiao)改为(调（diao )就更能彰显人在养生中的主动性。

曹掌门非常认同戚继光的观点，兴致高昂,戚继光为鹤年堂写下”调（diao )元气  养太和”的牌匾,浓缩了鹤年堂养生的精华。

1525年 （明·嘉靖四年）鹤年堂被医药界誉为“京师大全”

1525年，鹤年堂第四代传人，丁鹤年的曾孙丁霭年老萌生退意，大多子嗣都在朝做官，他担心鹤年堂后继无人。丁鹤年去世前留下遗言：“如鹤年堂子嗣不能继承时，应交由胸怀仁心，医心之人，万不可予唯利是图、鼠目寸光之辈。”

当时的鹤年堂已经声名远播，很多巨商想盘买鹤年堂。当时的京城首富沈锡贵也登门商谈，沈锡贵是沈万三的后人（沈万三与朱元章斗富），但丁霭最终将鹤年堂传交给了曾在太医院御药局工作过的曹蒲飒。曹蒲飒祖辈都是药材商人，曹氏也是鹤年堂，永安堂等大药铺的药材供应商。曹蒲飒考入太医院御药局，后升为直长，掌管监制御用药饵和收储各地进贡的名贵药材，他识药极精。

执掌鹤年堂后，曹蒲飒着力拓展药材品类，收纳水、火、土、金石、草木、果蔬、虫兽等各类药材，品类齐全，获 “京师大全” 之称。同时参照宫廷用药标准，严格规范药材甄选、产地与规格；精进传统炮制技艺，打造出刀百槟榔、蝉翼清夏等特色饮片，工艺精良。自此，曹蒲飒奠定了鹤年堂古法饮片的优良传承根基。

鹤年堂自丁鹤年以来几代掌门人，不仅使鹤年堂以“饮片精良”“乐善好施”闻名于世，更“兼收并蓄”地吸取各家医术之长，广为弘扬中医药历史传统，因而成为许多学医、行医之人的“民间医学馆”，如明朝著名的医学大家李时珍、张景岳都与鹤年堂结下了不解之缘。

曹永利鼎力助编《本草纲目》

 鹤年堂第六代承袭人、曹蒲飒长子曹永利，自幼学医，精通养生，根据其父的调元气、养太和理论，提出“三调；三和；一贯通”的养生方法。

曹永利的养生理论得到当时很多达官贵人、尤其是众多养生学家的推崇。在太医院任御医的李时珍也常常在工作之余来鹤年堂，与曹永利交流中医药养生之法。又因为鹤年堂饮片堪称“京师大全”，且讲究药材道地，炮制精良，尤其是饮片品种之全，在当时是一时无两。所以鹤年堂又被誉为“民间饮片博物馆”。

陈嘉谟（1486-1570年）字廷采、号月朋，明朝御医，饮片炮制大家，出版过《本草蒙筌》一书。年少时因体弱多病，遂钻研医药知识，其天性聪颖，博学多才，在诗词赋和书法算方面均有建树，尤以医药造谐较深。

陈嘉谟精研医学，尤精本草，著有《医学指南》和《本草蒙筌》2书。后者是陈嘉谟的重要著作，书名“蒙筌”，乃旨为童蒙而作。此书本是陈嘉谟用来教授弟子的本草讲稿，共12卷，收载药物742味，系统记述各类药材的产地、采集、贮藏、真伪鉴别、加工炮制、配伍禁忌、七方十剂和服用方法等。并按草（上、中、下）、谷、菜、果、石、兽、禽、虫、鱼、人十部分类，其中447种药材有附图，具有消食功能的鸡内金、行气止痛的青木香、止血散热的血余炭等，均首见于此书。  该书内容不少是采用韵语对仗写成，便于记诵。 《本草蒙筌》对后代中药炮制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陈嘉谟对加入辅料炮制药物所起的作用作了明确的论述，除了介绍古代及当代经验外，还常提出自己的独创见解。一些宝贵经验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缪希雍的《炮炙大法》中均被全文辑入。中药炮制是否得法，直接影响中药的临床疗效，陈嘉谟第一次在理论上提出了炮制原则：“凡药制造贵在适中，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气味反失。”火候是中药炮制领域中核心的基础理论之一，他总结前人用火经验，吸取当地烹调用火方式，首倡“紧火”的运用，紧火者，即持续猛烈之明火。 明代以前对中药炮炙方法分类的资料比较缺乏。为了便于掌握运用各种炮制方法，陈嘉谟把炮制方法作了概括性的归纳，提出了三类方法：“火制四：有煅、有炮、有炙、有炒之不同；水制三：或渍、或泡、或洗之弗等；水火共制造者，若蒸、若煮，而有二焉，余外制虽多端，总不离此二者。”这就是中药炮制方法分类的开始。

《本草蒙筌》对后代中医中药事业有很大影响，李时珍评价此书“名曰蒙筌，诚称其实”，陈嘉谟也因此书被称之为古代著名药物学家。

清朝时期，军机大臣潘祖荫到鹤年堂，看到鹤年堂后院养元社中书房有很多藏书，又得知,李时珍在京城做御医期间编写本草纲目曾经到鹤年堂查阅资料,疾书题写灵兰、秘藏牌匾。

清朝军机大臣潘祖荫题匾意思是，鹤年堂有传世之宝。

潘祖荫（1830～1890），清代官员、书法家、藏书家。字在钟，小字凤笙，号伯寅，亦号少棠、郑盦。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大学士潘世恩之孙。内阁侍读潘曾绶之子，咸丰二年一甲三名进士，探花，授编修。数掌文衡殿试，在南书房近四十年。光绪间官至工部尚书。通经史，精楷法，藏金石甚富。有著述有《芬陀利室词》《西陵日记》《戚輶日记》《沈阳纪程》《郑庵诗文存》《攀古楼彝器款识》等。辑有《滂喜斋丛书》《功顺堂丛书》。

 祖荫嗜学，通经史，好收藏，储金石甚富。先后数掌文衡，典会试二、乡试三，所得多真士。时与翁同龢并称翁潘云。

吴鞠通（1758‑1836），杰出的中医温病学家、温病学派奠基人。鹤年堂历史上藏书丰厚、药方典藏广博，在业内享有盛名。温病大家吴鞠通参与编撰《四库全书》期间曾到访鹤年堂，对其典藏积淀大加赞赏，并为鹤年堂题写楹联：“太素经传杨上善，钩玄书衍李时珍”。

吴鞠通，名瑭，江苏淮安人。青年时攻科举习儒，19 岁时父亲病故，遂弃儒学医。后被选为副贡入京，参与《四库全书》医书部分的抄写检校工作，研读吴又可《温疫论》深受启发，兼习晋唐以来各家医学学说，医术日益精进。

著有《温病条辨》《吴鞠通医案》《医医病书》三部医籍，精通温病诊疗，擅长诊治急性发热性疾病，在内科杂病、妇科、儿科、针灸及情志疗法方面均造诣深厚。他与张仲景并为中医药学史上重要医学大家，素有 “伤寒宗仲景，温病有鞠通” 之说，二者互为补益。吴鞠通潜心研习医术，终成一代温病大家，奠定了温病学派的重要学术地位。

张景岳生于嘉靖四十二年，自幼聪颖，因祖上以军功起家世袭绍兴卫指挥使，“食禄千户”，家境富裕。从小喜爱读书，广泛接触诸子百家和经典著作。13岁时，随父到北京，从师京畿名医金英学习。

金英（字：梦石）是当时京蓟地区颇有影响的名医，其开设的医馆就在离鹤年堂不到一里路的米市胡同，医馆所有开出的药方都是指定在鹤年堂抓配，因为鹤年堂以“青芝赤箭”“灵兰秘藏”著称，药材品种不仅多而全，而且炮制精良，为京蓟各大医馆首选配药之地。金老先生还经常带领张景岳等学徒到鹤年堂识药、记药。因此，张景岳跟随金老先生学了几年医，就在鹤年堂学了几年药。

但是，张景岳不满足于仅仅当一名医生，他“崇尚豪侠”，爱好军事，“谈兵说剑，壮士逊其颜色”。就在自己叹息壮志难酬的时候，朝廷开始征兵了，准备赴朝鲜抗日，于是他立刻弃笔从戎，报名参军，做了一个幕僚（相当于现在的参谋吧）。此时的张景岳，那是豪情万丈，他知道，迎接他的，将是真正的金戈铁马、血流成河的战争生涯！

战事很快就结束了，张景岳退伍又回到梦石医馆，继续研习医学，并和鹤年堂时任掌门人、曹蒲飒长孙曹佑贤成为莫逆之交，常以兄弟互称。

在大明王朝遭受的第15次瘟疫、京师又陷粮荒、“瘴疠猖獗、饿蜉遍地”之时，鹤年堂这次不是像往常瘟疫年一样只在门口放一口大缸，而是在大门两侧，一边放置灌满避瘟金汤的大缸，另一边放置了一口更大的缸，里面装的是热气腾腾的米粥，供灾民们食用。张景岳看到鹤年堂每天挤满了去饮避瘟金汤、去喝热米粥的灾民，深为感触，不仅在书里大赞鹤年堂“世人趋鹜鹤年堂”，而且也在鹤年堂的感召下，和曹佑贤联手，利用自己的医术为灾民们诊治，尽可能减轻灾民们的病痛之苦。

摄政王推行剃发易服，菜市口成为京畿重要历史地标

1644 年，清军入关，摄政王多尔衮颁布《剃发令》《易服令》，推动民俗服饰规制变革，京城菜市口逐渐成为时代变迁的重要见证地。

自元代起，北京刑场几经变迁，由柴市口逐步迁移至西四牌楼，清代后定址于菜市口。此地商贾云集、市井繁华，见证了明清更迭之际的诸多历史事件。

彼时鹤年堂毗邻菜市口，与这片土地共生发展，以古法刀伤药、特色麻药方 “鹤顶血” 为人熟知。“鹤顶血” 可舒缓伤痛，是旧时民间广为流传的中医药外用良方，也衍生出诸多老北京民间趣闻，流传至今。

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 清朝孝庄皇太后懿旨：着西鹤年堂配制白凤丹、女金丹、甘露饮、四宝药酒等，专供御用。

严嵩与鹤年堂结下题匾之缘后，与鹤年堂主人曹蒲飒的交往也更加密切。

由于对鹤年堂的极度信任，30多年来，严嵩本人及其家人的用药一直都有鹤年堂配制。

严嵩花甲之年，满头白发，老态龙钟。鹤年堂幼主曹永利前去拜访，严嵩问他有没有返老还童的验方，曹永利用十天时间深研祖传秘方，专门配置了叫“鹤年长生不老酒”的药酒秘方，并佐之以鹤年堂的法制黑豆，严嵩服用数月，头发变黑，面色红润。一日，严嵩义子，通政使赵文华拜见严嵩，看到他独酌小饮，便问到“义父为何独酌”，严嵩道：“年老了，发白了，现在鹤年堂曹老板为我配制药酒，我饮了数月，效果甚好，所以每天都独酌”。文华很诧异，便向严嵩要方誊抄一份。赵文华第二天便把方子密奏嘉靖皇帝，说此药具有长生不老、延年益寿的效果。嘉靖皇帝看过赵文华呈上的密方，又喜又怒，喜的是世上竟有如此好的秘方，怒的是严嵩有此秘方，未尝呈录，于是传旨太医院到鹤年堂照方配酒，并将此方改名为“长生翁头春药酒”列为宫廷密方，严令不得外传。自此，宫廷的秘方多有鹤年堂提供，直到清朝孝庄及后宫服用的白凤丸、八宝丹、女金丹等妇科名药，慈禧太后常用的养生保健酒如“桔红酒”“佛手酒”“玫瑰酒”“茵陈酒”等，均指定由鹤年堂专门配制。

1755年（清·乾隆二十三年）《西鹤年堂丸散目录》刊印发行 

民间自古流传 “今冬进补，明年打虎”“三九补一冬，来年无病痛” 的说法，上海、江浙一带素有冬令进补的传统。冬令进补一般涵盖冬至、小寒、大寒、立春四个节气，时长约一个半月至两个月。

中医养生领域历来推崇膏方进补，鹤年堂膏方凭借工艺考究、用料精良、四时适配的特点，传承应用已有 260 余年历史。

公元 1755 年，时任鹤年堂堂主的王圣一，入秋筹办首届 “鹤年膏方节”，膏方节成为养元社重要的养生民俗活动，也开启了国内膏方节的历史。由王圣一编撰、汇总鹤年堂一百二十余种膏方制备技艺的《西鹤年堂丸散目录》，于本次膏方节正式刊印面世。

王圣一（1700—1783），广东顺德人（一说广州王圣堂人），出身清代御医世家，为知名中医药养生学家。相传其先祖为王应麟，是《三字经》作者、南宋末年名臣与史学大家，官至吏部尚书。

王圣一的曾祖父因医术精湛，经两广总督熊文灿举荐进入宫廷太医院任职御医。至王圣一时期，王氏家族已八代行医，他承袭祖辈行医真传。接手鹤年堂后的百余年间，王氏三代先后为乾隆、嘉庆、道光、慈禧等皇室提供中医药养生食疗与膏方服务。王圣一在为宫廷调配养生膏方的过程中，融汇历代膏方文化与制作技艺，突破传统冬令进补局限，独创 “四时养生膏方” 理论与工艺，主张顺应四时节律、重在调元气养太和，实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依托这套理论，王圣一编撰的《鹤年堂丸散膏丹配本目录》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成为后世膏方研习典籍。乾隆二十五年二月，朝廷重臣钱维城罹患重病，病后体虚孱弱。乾隆皇帝十分关切，多次派遣御医调治，收效有限。与钱维城素有往来的王圣一前往探看，辨证其体虚源于旧疾耗损与药后气血津液亏虚，遂以人参、茯苓、熟地黄、当归、黄芪、石斛、麦冬、百合等药食同源药材配伍膏方，为其调理补益，助力其逐步恢复康健。

钱维城为《西鹤年堂丸散膏丹配本目录》作序称赞：“王君圣一善医，其制药精，膏方尤最，服者多愈，求之日益众。”

纪晓岚与鹤年堂｜陈仙丸的养生佳话

纪昀（1724—1805），字晓岚，清代著名文学家，曾任《四库全书》总纂官。史料记载，纪晓岚日常饮食偏好特殊，常年多食肉食，少食米面，易出现脾胃运化不畅等不适。

纪晓岚寓所毗邻菜市口鹤年堂，常与鹤年堂掌柜交流闲谈。因长期饮食习惯，时常伴有腹胀不舒、食积不畅等情况，便向鹤年堂求教调理良方。

鹤年堂以陈皮、焦三仙等药食同源原料，古法配伍炮制，为其定制调理方，兼顾健脾和胃、理气消滞，兼顾滋养调和。

此方温和调养，助其舒缓脾胃不适、调和身心，纪晓岚对此方颇为认可，欣然称其为 “陈仙丸”，成为流传至今的老北京中医药养生趣闻，也印证了鹤年堂古法炮制、辨证施方的深厚医药底蕴。

1840年明禁烟大义 ，鹤年堂宁参茸饮片出口贸易受损

1840 年，受禁烟运动影响，鹤年堂参茸饮片海外出口贸易遭受损失。

自康熙收复台湾、开放海禁起，鹤年堂炮制的中药饮片凭借上乘品质出口至马来西亚等国，在东南亚地区享有良好声誉。

据史料记载，彼时鹤年堂中药饮药片种齐全、炮制工艺精湛，在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广受认可。广州十三行知名出口商 “中和行”，便以专营鹤年堂参茸饮片，在东南亚市场颇具名气。

中医药讲究道地取材，自古便有药物 “各有相宜地产，气味功力异常” 之说。为保障药材品质，鹤年堂格外重视原料甄选，长期恪守 “非上等地道药材不用” 的准则。验货环节严格把关，专人核查药材质量、成色、分量，流程严谨细致。

行业内素来知晓，鹤年堂药材采购标准严苛：例如沉香以入水下沉为佳，入货时必经入水检验；人参、鹿茸等名贵药材，均由长白山核心产区指定大药商专供。精选后的药材，再经精细炮制，保障饮片品质。

中药界流传的 “半夏不见边，木通飞上天，陈皮一条线，枳壳赛纽襻”，正是形容鹤年堂药工切制饮片时精湛的刀工技艺。

京城四大名医之一汪逢春，常带领弟子前往鹤年堂辨识药材、观摩炮制工艺，其日常诊疗亦优先选用鹤年堂炮制的饮片。

早于明代，鹤年堂便在京城率先开展长白山人参、鹿茸、不老草（关东三宝）的采制应用，在中医养生与药用实践中，以关东三宝为核心原料，广受皇亲贵戚、医药名家与养生人士青睐，彼时京城医家多用辽参（长白山人参）入药。直至民国时期，海内外及东南亚养生人群，仍推崇选用鹤年堂秘制的关东三宝。

1840 年，林则徐开展禁烟运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鹤年堂大批发往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中药饮片滞于广州，企业蒙受重大经济损失。执掌鹤年堂二十余年的王延鹤，目睹万千民众因吸食鸦片身心俱损、家破人亡，虽曾以中医药技艺为鸦片成瘾者提供调理帮扶，仍深感个人力量有限。即便自身贸易受损，他依旧坚定支持禁烟运动，坚守家国大义。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王懿荣潜心探源养生密码  鹤年甲骨无意惊天下

时间进入十九世纪末期，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然而，鹤年养元社的“高端养生论坛”的地位却从未动摇，养元社的养生活动也从未中断，如养元社的重要成员——国子监祭酒王懿荣。

1899年的秋天，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得了疟疾病，用了许多药，就是不见轻。身为“鹤年养元社”重要成员的他来到鹤年堂诊治。鹤年堂老堂主给他开了一副药，嘱其回家服用。药取回来，家人在伙房用砂锅细细地煎，王懿荣捏着药方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子。走着走着，他的步子停下来。原来，药方上一味中药吸引住了他的目光：龙骨？怎么还有一味药叫龙骨呢？他想去看个究竟，脚刚一迈出门槛，家人端着煎好的汤药进屋里来了。王懿荣问："药渣呢？"家人一听这莫名其妙的问话就随口答道：倒了。按捺不住好奇的他亲自来到位于菜市口的西鹤年堂，王老板听说王懿荣专门是来找龙骨，连忙吩咐柜上和库里把所有的龙骨都拿上来，王懿荣高兴极了。

入夜，他在灯下仔细琢磨这些龙骨，发现上面有许多刻画的小道道。他把大大小小的龙骨对到一起，竟然拼成了两三块龟版！他小心地擦去龟版上的泥土，刻画的道道更加清晰了。左右端详，苦思冥索，他一会儿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子。一会儿又伏案查阅资料。莫非，莫非这是上古之人留下来的文字？ 

王懿荣从迷茫中理出了头绪，这龟版兽骨肯定是三代遗物。他不顾连日的疲劳，拿起放大镜又一头埋进研究之中。突然，他从字里行间看出来一点眉目：雨，这不就是"雨"字吗？多么形象的象形字啊！紧跟着，他又辨认出了"日、月、山、水"等字。天亮了，他高兴地冲出屋门，高声喊道：出来呀，大家快出来！我从骨头片子上找到字啦！他一边喊，一边顺手接过家人端过来的洗脸水，用手巾在地上大大地写下了一个他从骨头片子上读出的"雨"字，兴奋地问：你们说，这是什么字？大家正被他搞得一头雾水时，他又把脸盆里的水哗哗地朝天上撩出去……，原来这是一个"雨"字呀！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连几天，王懿荣遍翻各种史料典籍，终于从《周礼·春官》《史记·龟策列传》中弄明白了上古之人是怎样占卜的。毫无疑问，这就是先祖们占卜用的龟版！此后，他又从骨头片子上找到了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对照《史记》，得到了初步的印证。到此时，王懿荣的疑惑彻底解开了。王懿荣认定，这一定是早在篆籀之前的上古文字。他吩咐家人到北京各个大药房，专拣带字的龙骨买下。很快，王懿荣分辨出来哪些是龟版，哪些是牛的肩胛骨……同时，他从骨头片子上又认识了更多的字，读出了上古社会的许多湮没已久的秘密，成为世界发现甲骨文第一人，鹤年堂也成为见证甲骨文重见天日之宝地。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义结鹤年堂王保新赠药重情意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在为变法奔走呼号的日子里和鹤年堂结下了短暂而深厚的渊源。

谭嗣同奉召赴京主持变法。到了湖北，谭嗣同哮喘病发作，耽延了时日，不能准时抵达北京。还未等他恢复健康，光绪皇帝又发电催他“迅速来京，毋稍迟延”。8月21日，谭嗣同抱病来到北京，住在距鹤年堂附近的浏阳会馆。 

谭嗣同经人介绍来到鹤年堂问诊。时鹤年堂已由世代行医的王保新接手，王保新为谭嗣同配了两副药，谭嗣同服用后，第二天就不喘了，谭嗣同甚为感激，由此和王保新成了莫逆至交。

9月18日，夜色漆黑，天上飘洒着绵绵秋雨，刮着凄凉的冷风。谭嗣同急匆匆地向袁世凯在北京的驻地法华寺走去。他肩负着变法成败和光绪皇帝、维新派命运的重任，去说服手握重兵的袁世凯，要求他在慈禧太后即将发动的政变中保护皇上，保护变法。当谭嗣同把光绪皇帝的密诏和康有为等商议的对策，统统告诉了袁世凯后，奸诈狡猾的袁世凯却出卖了他们，秘密报告了慈禧……     

9月24日，谭嗣同在“莽苍苍斋”被捕。在狱中，他大义凛然，神情自若，视死如归。在狱壁上写了一首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9月28日，行刑前，“六君子”面不改色，横眉冷对。悲痛难已的王保新从店里取出“鹤顶血”，捧到谭嗣同等六人面前，请他们服下以减轻行刑时的痛苦，六君子均予以拒绝。只听谭嗣同高声朗诵：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康有为辞世的前一年（1926年），他在弟子梁启超、张篁溪及他的次女康同璧的陪同下寻访“戊戌变法”故地，走到鹤年堂门前，康有为放声痛哭，哭毕，道：“找到鹤年堂，就找到了六君子的遇难地！”他想起了谭嗣同，想起了自己的半生颠沛，康有为仰天长叹：“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岂有为哉。”

刘一峰一直认为，顺应时代要求，改良中医中药，是弘扬中华中医药的根本。

所以，无论是当会计处长，还是开药店，刘一峰始终没有忘记改良中药。因此，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传统的“抓方”做成水丸剂。

国药行的抓药讲究“单包一口印”，每张药方不管多少味药，都要味味单包，并附上药的图形及药名、药性说明的精美标签。然后把小包码放在印有店堂名，店堂经营范围的大方纸上，成为官印的“钟形”包好，但不便于汤药的熬煮、且吸收率较低，这些问题，使刘一峰下决心要改良。

水丸是以饮片细粉以水或水性液体（黄酒、醋、稀药汁、糖液）为赋形剂而制成的丸剂。其特点是：①丸粒较小，表面光滑，便于吞服，不易吸潮。②可根据药物性质分层泛丸，将易挥发、刺激性等药物泛入内层，可掩盖药物的不良气味，提高挥发性成分的稳定性；或将缓释、速释药物分别泛入丸剂内、外层，可制成长效制剂。③较易溶散，吸收、显效较快。但操作工序复杂；成品中药物的均匀性及溶散时间较难控制。

上千年的“抓方”，怎么能一夜间被水药丸所代替呢？这不仅是同行界的疑问，也是刘一峰那从事多年中药事业的父兄的疑问。但刘一峰义无反顾。

刘一峰聘请了日本人伊藤为药物提炼技师。从安国县购进大量精选上乘草药。由日本进口制药设备。很快就制出胃系列、肝系列、肺系列等浓缩如豆状中药丸，引起中医药界的轰动。中药又一具有开创性的剂型——水丸就在鹤年堂诞生了。中药水丸这一剂型，由于服用方便，很适宜今天人们的服用习惯，所以，在当今的中药成药的生产中，是一款应用最广泛的剂型。这一成就，也奠定了刘一峰“中药改良大师”地位。

1927 年（民国十六年），出身御医世家、深耕京城医药商界的刘一峰，正式接手已有五百余年历史的鹤年堂。

刘一峰祖籍浙江鄞县，家族世代研习医术。其祖父刘永泉医术精湛，曾任清太医院御医；父辈刘辅庭深耕同仁堂经营，助力商号稳步发展，家族在京城医药界声望深厚。

刘一峰自幼承袭家学，精通医理药学，兼具外语、财务学识，曾任职京汉铁路局，始终心怀传承弘扬中医药的理想。

此前，刘一峰创办伊尹大药房、同昌参茸庄、同济堂大药房等商号，同昌参茸庄从长白山直采参茸，开拓出口东南亚的商贸渠道，并斩获巴拿马赛会奖章，事业根基雄厚。

心怀中医药传承之志，刘一峰看中鹤年堂深厚的历史底蕴、精良的饮片工艺与济世惠民的经营初心，倾力接手这一京城知名医药老字号，开启了鹤年堂新的发展篇章。

1928年（民国十七年）四宝酒再问世

刘一峰的鹤年堂开业伊始，他就做了三件事情：一是励精图治， 根除堂内的陈规，立新的章程；二是续写鹤年堂经年久远的汤剂饮片历史，在药材的选用上一定要精，地道；加工一定要细，讲究，把好关。三是重点钻研原鹤年堂“四宝酒”宫廷供方，使其重新面世。

在开张仪式上，刘一峰对于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拱手相谢，春风得意：“请列位放心。鹤年堂过去的汤剂饮片，绝不会从我刘家丢落；列位也看到了，饮片的刀工，比当年曹氏掌柜时还讲究。”说着刘一峰拿出郁金、杭芍等极薄的切片，举着让大家看。甚为美观，众人啧啧称道。接着刘一峰又说：“在药酒中，我想除了保留原店的老方虎骨酒外，再增加我从先严手中转来的桔红药酒，佛手药酒，玫瑰药酒和茵陈药酒等新的品种，这些药酒都是先严在宫中，四时为老佛爷慈禧太后健身活血用的御酒。先严在世时不准我们用这些方子，现在皇上也没了，我们就把他的药酒献给列位了。”

这时只见伙计提着药酒十瓶一份，刘一峰拿过酒，一人一份送给大家说：“喝着好，请诸位替我做个广告。”

送走了众宾朋，鹤年堂开业减半价三天。生意相当兴隆，自此菜市口的西鹤年堂走上新的发展时期。

“鹤年茵陈酒”是刘一峰的祖父、御医刘永泉在世传茵陈酒组方的基础上，结合慈禧太后的养生实际情况，专门为慈禧配制的一款专用养生酒。接旨后，刘永泉就带领太医院“切造医生”(负责药物的炮、炙调制)到天坛、陶然亭的朝阳处采茵陈，晾晒一二天，将其洗净，放入酒坛，倒入高度的白酒，要全部浸没茵陈，密封7层才可以。放置半年制成酒母。将酒母与白酒按1：3的比例混合，放入铜锅中，泡时加入白术、法半夏、冰糖等，先放在铜罐内一段时间，再封入瓦缸中6个月，出缸则颜色碧绿。慈禧饮用后，十分喜欢，效果也非常明显，懿旨太医院列为宫廷秘方，不得外传。

以“鹤年茵陈酒”为主的“鹤年四宝酒”一问世就以高贵、醇雅的品质深受世人喜爱，许多驻京外国使馆官员们争相求购《鹤年四宝酒》。

1929年（民国十八年）冯玉祥父女力挺鹤年堂

鸦片战争前，中国医界一直是中医一枝独秀。列强入侵后，西学东渐，西医学也在中国落地生根，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冲突在所难免。

在日益激化的中西医论争中，医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医持轻视甚至反对态度，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认为中医已落后于时代，是封建迷信的骗人把戏。尤其是废止中医思潮成为政府千方百计排斥、摧残中医的思想基础。从道光皇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蒋介石，制造各种障碍阻止中医的发展，甚至企图用行政手段消灭中医。为了挽救中华民族这份宝贵的医药文化遗产，中医界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抗争，仅直接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请愿抗争就有十多次，地区性的抗争更是难以计数，古老的中医经历了历史上最艰难的岁月。 

　　对中医歧视、摧残最酷的莫过于国民党政府。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并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 

　　1、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一年。 

　　2、限五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 

　　3、自1929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5年，期满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5、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 

　　6、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废止中医案”。曾留学日本学习西医的余云岫，是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他一向攻击贬低中医学，把中医等同于巫术，甚至直指“中医是杀人的祸首”，必欲废止清除而后快。他对中医的处置办法是“废医存药”，中医废止，而中药作为医学研究资料尚可以加以利用。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的四点理由是：(1)中医理论皆属荒唐怪诞；(2)中医脉法出于纬候之学，自欺欺人；(3)中医无能预防疫疬；(4)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他多次解释该提案是打算在五十年内逐渐消灭中医，一者任其老死，自然消亡；二者不准办学，使后继无人。因此，余云岫被世人讥评为“西医奴隶”，成为千古罪人。 

　　此案一出，人们热血沸腾，中医界空前大团结、大觉醒，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上海名中医张赞臣主办的《医界春秋》，出版号外“中医药界奋斗号”，揭露余云岫等人的阴谋。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竟然公然刊出了还没有宣布实行的“废止中医案”。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双方剑拔弩张，直面对峙起来。几天内，数不清的各地中医药团体的质问函电飞向了南京政府。 

　　3月17日(后来定这天为“国医节”)，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会场上悬挂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等巨幅标语，高呼口号“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成赴京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

1934年，汪精卫在全国医师公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反中医的长篇演说，指责中医不科学，如果谁有中西医并存的观念，便会使医学“陷入非科学的歧途”。上海市国医公会强烈抗议汪氏的言论，分别致电国民党四中全会、国民政府和立法院，要求提高国医国药的地位、中西医平等对待并尽快公布《中医条例》；北平国药业公会主任委员、西鹤年堂老板刘一峰联合同仁堂等北平医药界人士还专门找到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的冯玉祥，递交了《全国中医药请愿团》的请愿书，得到了冯玉祥的全力支持。

1935年11月召开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冯玉祥为首的国内外82名代表再次提出：政府应对中西医一视同仁，尽快公布《中医条例》；国家医药卫生机关增设中医；允许设立中医学校。终于，几经磨难的《中医条例》在1936年1月22日正式颁布，标志着中医在医药卫生系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

70年后的2005年，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理达教授又和鹤年堂结下了不解之缘。冯理达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海军总医院副院长，兼任全国中医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顾问、全军中医学会副会长等职。她是国内外著名养生学、免疫学专家，主编学术专著8部260万字，3次获军队科技进步奖。

冯教授了解到鹤年堂在弘扬中华中医药养生文化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并被政府授予“京城养生老字号、历史悠久第一家”的荣誉以后，不顾80岁的高龄，多次到鹤年堂考察、了解，参与并指导鹤年堂中医药养生文化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亲自遴选专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组织了《中华养生老字号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研讨会》，为鹤年堂挖掘和弘扬中医药文化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鹤年堂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刘一峰不失节气办药所

民国十四年（1924年）官商合办北京电车公司，商股方面深知刘一峰在京汉铁路局任会计处长，在新成立的电车公司聘商股代理人时，众商代表觉得非刘一峰莫属，并兼会计处长。

同年十二月十七日，由前门起至西直门止，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举行通车典礼，第二天正式通车，往返共十辆车。

民国十六年，直系军阀吴佩孚为了筹集军款，趾高气扬向各界征派，同时向京汉铁路局勒索几十万元巨额款子，一向秉性直爽，处事待人从不阿谀奉承的刘一峰见此情景，拒不从命，当即拍案而起，气愤地说：“我是为国家铁路服务的，不是为哪个军队的军饷服务的。”

吴佩孚得知这一消息后，知道刘一峰不是弱者，他在从中作梗掣肘，当即命令逮捕他。刘一峰听到信后，经朋友劝说,收拾行装携眷匆匆逃往天津。避难直到一年后北伐成功。当时京汉铁路局南迁汉口，北平成立“平汉铁路局北平办事处”，任命他为该办事处处长，他没接任。从此刘一峰便与平汉铁路断了一切关系。而专心一意地发展自己的中药业。

“七、七“事变后的敌伪时期，刘一峰表现了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民族气节。当时的北京伪市长余晋和，刘玉书先后几次商请他出头担任商会会长，都被刘一峰以疾病缠身为由辞绝了。可巧，这时他的大儿子刘瑗从越南的西贡来信说：”我回国要到重庆内地。”这封信为日伪政权造了口实，日本人认为刘瑗有抗日之嫌，派兵把刘家大院团团包围了起来。盐业银行出保，鉴于刘一峰的社会影响。日本人又无把柄，只好罢手撤兵。这件事加深了刘一峰对日本人的认识，激发了他绝不与日本人共事的决心。

此后，在同仁堂及同业的大力支持下民国二十八年在天安门里的东西朝房，举办第一期“药学讲习所”学员班，凡在京的药铺，必须抽一名伙计上学。聘名医汪逢春、赵树屏主持教务兼讲课。另聘杨淑澄、翟文楼、安干清等名医任教。课堂上这些先生都以自己的医疗实践为主讲，分析病与药的关系，药理、制药。刘一峰讲买卖人的品德：“药行不仅仅是为了挣钱，重要的是治病救人之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也是为来世积德。“通过这种专业的学习，学员提高了素养，不管是在作坊里炮制中药，或在前面柜台里拉抽屉抓药方，都比以前好了。以后，在刘一峰的大力呼吁和奔走协调下，在1939年和1942年又开办了两期的药学讲习所，当时参加学习的一些优秀学员，如郭世奎、刘少章、李茂如等后来都成了京城著名的中医，为整个医药行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刘一峰办药厂，为北平解放做贡献

为了更好地生产和改良中药，刘一峰与协和医院的教授，银行经理（金城、盐业银行）合办了福民药厂，厂址在朝阳南小街，刘一峰被推举董事长，聘著名教授萨本铁担任技术顾问。同时刘一峰又在陶然亭的窑台建了鹿场及暖棚。辅仁大学化学系植物教授、奥地利人郝岑久闻鹤年堂之名，参观了中药加工、暖房后倍加赞扬。刘一峰向郝岑介绍鹿茸的割制，人参的真伪。郝岑说：“鹤年堂药铺一向以选料地道，尊方炮制闻名，故早就有‘欲识真药耳，鹤年堂地道为先’ 的口头阐，果不虚传”。“这个厂的生产工序是比较科学的，卫生方面也比较好，比我过去想像的中药生产要好得多，给我留下了较为良好的印象。”“你们这个企业，开设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前二百余年，那时就有这样的成就说明中国的医药事业不是落后而是先进的。如果再以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和改革，那么将来会在世界上做出更大的贡献。”他同时对当时的掌门人刘一峰能用流利的法语谈话，留下很深的印象。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委任能斌为北平市长，起初刘一峰心潮沸腾，心想商界一定能够中兴了。可现实教育了刘一峰，国民党重新启用汉奸门致中、“中美警宪联络室”的美国兵在东单强奸北大先修班女学生沈崇事件。物价飞涨，大米每斤出法币一千元上涨三千五百元。二百五十家零售商店和五十多家批发商店倒闭。北平市特别市党部知道刘一峰的声望和社会地位，提名他竞选市参议员，他拒绝了。此时电车公司城内重新推选他担任了董事会常务董事。

就在解放前夕，刘一峰的侄女婿沈大正受北平城工部的指示，由张文松共同作刘一峰的工作，解决电车公司职工的工资问题，保住电车公司及北平的公共交通系统。刘一峰平日能从儿子刘璞，侄女刘琴的手里看到共产党的小册子，对共产党有了深切的认识。当刘一峰在中山公园与张文松接触后，就非常高兴的接受了此项任务。为和平解放北平，保住城内交通做出了贡献。

还在北京大学时，沈大正与范长江、张文松就是同学。哥哥沈亚洲与一九三八年即参加共产党奔赴延安，都影响着他。使沈大正走上了革命道路。此时，他只以金城金店，电车公司职员的身份，做为党的外围积极分子。

民国三十七年初冬，人民解放军东北、华北野战军联合成钳势，发起平津战役。北平城内显得紧张而恐慌。反动军警、特务大肆逮捕爱国人士和地下党人。工人、学生在党的领导下组织护厂、护校运动。为了弄清西苑机场的地理形势，城工部要沈大正配合军事配备详图。沈大正请刘一峰帮助从林则徐孙子林增同（化名李良）所在的美国新闻处，弄了一辆吉普车，李良开车沈大正前往机场，经过详细观察沈大正画了一张草图，为配合人民解放军占领西苑打下了基础。不久，人民解放军既攻下了昌平、沙河、通县、石景山、丰台、西苑、南苑等地。把北平铁通似的箍了起来。转过年，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北平成立以叶剑英为主任兼任市长，徐冰副市长的军管会。十五日天津解放，北平完全陷于绝境。

和谈成功，人民解放军列队进城。刘一峰代表商界，欢迎解放军。“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横幅，高悬前门大街和鹤年堂大门上。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等领导人在西苑机场，举行了盛大阅兵队，刘一峰积极的参加了新政权的各项运动。

设立鹤年堂分号

此后，1929年刘一峰又在东安市场开了鹤年堂分号，鹤年堂东安分店开业，占据了京城繁华一隅，买卖很是兴旺。

1935年，刘一峰在西单商场的鹤年堂第二分号开业了。1936年又在陕西西安鼓楼大街东街，开了鹤年堂西安分号，开创了鹤年堂从北平走向国内各地的新局面，当时，刘一峰委派他的四弟刘子衡为全权代理。正当刘一峰一步一步地复兴着鹤年堂“五鹤朝天”之梦的时候，“七七”卢沟桥事变，使他的“五鹤朝天”梦和实业救国的计划都戛然而止。战争也使西安分店与老店断了联系，直到抗战胜利才又恢复。

刘一峰还积极关心公共事业，多次为中山公园、北海公园出资，成为两园董事会的常务董事。为一些粥厂捐资，冬赈捐资为穷人做棉衣。为建北京助产学校和普励小学捐款。鉴于他社会上的影响，被国药业公会推举为公会的主任委员。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 由西鹤年堂掌柜刘一峰倡议并创办“药学讲习所”开课，北平所有药铺均选员参加，由汪逢春、赵树屏等京城名医亲自授课。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北京市市长余晋和商请刘一峰担任商会会长，被力拒。鹤年堂以其载入《北京市志稿》：“其药铺大者，若西鹤年堂于明......其驰名者，若西鹤年堂之遵古秘制饮片.....均能远行，来京人士或携出为赠品，故销售广”。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北平辅仁大学教授、奥地利人HOLGEN慕名到鹤年堂参观，并给予高度评价。学教授、奥

1949年5月 西鹤年堂掌柜刘一峰当选为北京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49年10月1日 酬夙愿  领袖接见成大业

最令鹤年堂刘一峰激动地还是受到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1949年9月21日，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召开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侨胞和其他爱国分子的代表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刘一峰被光荣地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的委员。会议期间，在中南海勤政殿非常幸运地被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介绍给毛主席。站在这位伟岸的巨人面前，虽值“耳顺”之年的刘一峰纵然经过那么多沧桑变故，内心仍兴奋难平。

       毛泽东同志春风满面，和蔼地笑着，一双大手伸向了刘一峰，刘一峰也忙把手伸过去，紧紧地握在一起，一股热流直暖他的心扉。看着眼前这位身板硬朗，面色光润，方脸膛，圆眼睛的刘一峰，毛主席风趣地说：“看你这么年轻就知道您是干药行的。”

       刘一峰被毛主席的话说愣了，心想毛主席真是料事如神，怎么会知道我是干药行的，忙说：“我可不敢年轻了，都六十五岁啦！”

“还长我九岁哩”毛主席敏捷地笑道，还紧握着刘一峰的手摇了一摇，才走过去，和其他代表握手。那么多的代表，都等着毛主席的接见，他眼里含着泪花望着毛泽东主席那高大的身影，慢慢地回到自己的代表席去。毛主席的接见，使鹤年堂的掌柜刘一峰成了京城的新闻人物，更使刘一峰坚定了全身心地发展中医药的决心。

       1949年10月1日前，刘一峰收到了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参加开国大典观礼的邀请函，刘一峰知道，当时全国收到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开国大典观礼邀请函的人数仅200人，这是多大的殊荣啊！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平（正式改为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上，刘一峰看到，刚刚就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和朱德两位伟人一前一后，最先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林伯渠宣布开始后，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就位。人民领袖毛泽东庄严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

       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与此同时， 54门礼炮齐鸣28响。升旗之后，毛泽东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紧接着举行了规模浩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庆祝活动到当天晚上9点多钟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

刘一峰对同仁们说：“我苦苦地经营五十多年药业，想干什么，资金不够还是干不了；在关键时刻，受洋人、封建官僚的治，一点办法也没有，共产党来了，我才算真正的挺起腰板过日子。”

       刘一峰已把老之将至忘到了九霄云外了。积极地开展向同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激发商界的爱国热情。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并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由于他的工作，同仁堂乐松生，从天津回到北京，打消疑虑，成为同仁堂的经理。一九五一年六月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刘一峰、乐松生双成为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刘一峰兼任国药业同共公会的主任委员。在国药业里，他遵照毛主席中西结合，发展中药事业的教导，办了两件很有意义的事。

       首先，他下力组织国药业委员会，重振北京中医药。他向北京市卫生局申请协助，整理本市各药店丸、散、膏丹的配本，聘著名医师为顾问，仅在一年的时间时，就整理出一本“北京市国药暂行统一配本”专辑。这本书从学术上及实际应用上都富有价值。

       其次，他建议国药公会选派代表，组成联合采购组，直接向国营药材公司进货，分给各药铺加工，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本。为此使当时的中药店得到发展。同时为以后的公私合营打下了初步基础。

       此时的刘一峰愈发老当益壮。全身心投入到工商联的工作，家人劝他注意身体，他说：“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现在我才有了从心所欲之年。过去一直没从心，解放了，当家做主了，才从了心，再不多办点事，就没时间了。”

       抗美援朝期间，刘一峰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入“爱国增产，捐献武器，优抚军属”的运动中。公私合营时，他带头申请，因此，鹤年堂和同仁堂被政府批准为首都国药业第一批公私合营企业。刘一峰曾以巨资购买了北京琉璃厂东街北侧、鼎鼎有名的豪门大院——许家大院以供家人居住，但为了把已公私合营的鹤年堂发扬光大，他以七亿元人民币（旧币）把大院出售，所得资金全部投入到企业中，此时的鹤年堂，拥有菜市口总店、生产厂、东安市场分号、西单分号、陶然亭鹿苑、药圃等，成为当时北京中医药集团企业之一。

1949年10月 

西鹤年堂掌柜刘一峰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并连任三届。柜刘一峰当选中

1949年10月 

西鹤年堂掌柜刘一峰当选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1949年11月15日 

西鹤年堂掌柜刘一峰当选北京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国药业同业公会主， 并连任三届。

1950年 

西鹤年堂掌柜刘一峰召集北京著名中医，在北京市卫生局的支持下，整理出版《北京市国药暂行统一配本》专辑。柜刘一峰召集北京著名中医，在北京市卫京市国药暂行统一配本》专

1951年

刘一峰退休，鹤年堂交由其子刘侣笙打理。           

1955年

西鹤年堂带头申请公私合营，并将自家大院出售，资金投入西鹤年堂改造工程鹤年堂公私合营，公方代表刘德生，私方代表刘侣笙，隶属于北京市公司前门店。